从《格林童话全集》到《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杨武能的德语译作，遍及我国少年至青中年的阅读层次。杨武能认为，德国人称纯文学为“美的文学”，也不妨称文学翻译为“美的翻译”或“艺术的翻译”。使自己的译作成为“美的翻译”，成为“美玉”或美文，是他半个多世纪翻译生涯的不变追求。

       杨武能，1938年生于重庆。1962年秋南京大学德语专业毕业分配到四川外语学院任教。1978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师从冯至，主攻歌德研究。1983年调四川外语学院任副教授、副院长。1990年调四川大学任教授，1992年至1997年任四川大学欧洲经济文化研究中心主任。1960年开始发表译作，出版《浮士德》《少年维特的烦恼》《格林童话全集》《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魔山》等经典译著30余种，另有学术专著《三叶集》等。编著的《歌德文集》《海涅文集》等十余种译作影响深远，获“中国图书奖”等多项奖励。2000年荣获德国“国家功勋奖章”，2001年获终身成就奖性质的洪堡奖金。

    采访手记：2012年3月6日成都

    杨武能先生的译作，遍及少年至青中年的阅读层次，我8岁的女儿最喜欢的书中就有他翻译的《格林童话全集》。在我记忆中，印象最深的是他译的黑塞杰作《纳尔齐斯与哥尔德蒙》。这本书我珍藏至今，还是1984年上海译文出版社的初版。我至今认为，杨先生的译本是所能见到的译本里最出色的。

    在府南河边的一个静谧小区，我拜访了杨武能先生。杨先生鹤发童颜，神清气爽，举手投足之间，流露出饱学之士特有的内敛、丰沛之气。谈到《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的翻译，他承认这是自己译作中最喜欢的译本。据他回忆，这部书是他在北京读研究生时冒着暑天的酷热，用两个多月夜以继日译成的。1984年年底他拿到上海译文出版社寄来的样书，颇有些担心小说会遭到冷遇。殊不知恰恰相反，这书竟受到了相当多显然属于不同层次的读者的关注和青睐，竟成了当年仅次于《少年维特的烦恼》的最受欢迎的译作。杨武能说，“一些爱好文艺的青年更是喜欢它。旅德画家程丛林说过，当年他们在四川美院的同学曾经排队等着看这本书；当时《四川日报》编辑李中茂一下竟‘抢购’了十本，为的是公诸同好。诗人程宝林也特意来拜会，说这部译作影响了他的命运。一年夏天，一位在边远地区某师范学校工作的藏族青年来重庆看我，给我献上哈达，就因为我是那本给了他启示和力量的黑塞小说的译者……”

    在我看来，作为朝圣者的纳尔齐斯与歌尔德蒙固然饱经沧桑，而杨先生也与黑塞一样，在饱经沧桑中，获得了一种“困惑后的释然”。

    李白诗《下终南山过斛斯山人宿置酒》里，有妙句“却顾所来径，苍苍横翠微”，回头望望刚才走过的山间小路，苍苍茫茫笼罩在一片青翠中。对年过七旬的杨先生来讲，不妨改为：七十却顾所来径，苍苍宝山横翠微。读一读杨先生翻译歌德的绝唱《游子夜歌》：“一切的峰顶/沉静/一切的树梢/全不见/一丝儿风影/林中的鸟儿们静默无声/等着吧，你也快/得到安宁。”这种感受，就像透过静谧的院落，看见高天流云。

    对话：半个世纪，徜徉于德语文学的宝山

    “文化苦力”型翻译家

    记者(以下简称记)：杨先生何时开始入手德语文学翻译？

    杨武能(以下简称杨)：1957年，我如愿考取了南京大学德语专业。受叶逢植等老师影响，我上二年级时就尝试做点翻译。1959年春，我的一篇非洲民间童话译作《为什么谁都有一丁点儿聪明？》在《人民日报》发表，对我而言不啻翻译生涯中掘到的第一桶金。巴掌大的译文给了初试身手的我莫大鼓舞，以致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在小小的“自留地”上挖个不止。当时我在重庆的父母经济极度困窘，叶老师问我，何不试着为《世界文学》译一点东西，挣点稿费接济家庭。我译了亨利希·曼的著名中篇小说《格利琴》，《世界文学》1962年的1、2月合刊用金尼这个名字发表了。以彭芝为笔名的贝希尔《诗论选译》刊登于同一期。莱辛的《寓言八则》也登于3月号。《世界文学》当年11月号又刊用了我选译的丹麦作家尼可索的回忆录《童年》。与我联系的李文俊先生来信称，《童年》的译文受到实际主持编务的老翻译家陈冰夷赏识，希望我考虑再选译几个片断。所以，大学时代我便连跑带跳地冲上了译坛。

    记：翻译过程中，你自然要研究原作者的背景。翻译与学术研究是你的双翼。

    杨：举个例子，我在《世界文学》发表的第一篇习作《格利琴》，是首先研究了亨利希·曼这位德国文学史誉为现代经典作家的生平和创作，才从他卷帙浩繁的作品里挑选出来的。这个中篇小说为长篇小说《臣仆》的前身，而《臣仆》乃是亨利希·曼最重要的作品。选《格利琴》来翻译，应该说是颇有学术眼光的。我还认真为自己的翻译习作撰写了一篇“前言”，篇幅不长，浓缩了作家的生平和创作，作品的思想内涵、艺术特色以至于价值意义，不啻言简意赅的论文。这篇论文虽说短小，对我日后的学术却意义非凡，从此我均为译著认真撰写序言、后记。先研究而后翻译，把学术研究与翻译实践紧密结合，成了我做文学翻译的一大特点。基于此，我才能成功完成《浮士德》《魔山》等巨著的高难度翻译，我的译作才有了系统性和学术性。

    不要“中国式的谦虚”

    记：你是冯至先生的弟子，主攻歌德研究，当时国内德语文学翻译同德国有什么交集？

    杨：我在40岁成为冯至先生的弟子，游走在社科院内外，乃至游走在北京的学术名流之间。耳濡目染，不知不觉学术的眼界和胃口都大开。信奉上帝的基督徒有一句祝福语曰“上帝与你同在”，我庆幸“歌德与我同在”。并不仅仅因为在德语里上帝Gott与歌德Goethe发音近似，而是做冯至的研究生，我便与这位德国大诗人、大文豪、大思想家结下了不解之缘。1981年我以一篇评说《维特》的毕业论文获得了硕士学位，同年出版《少年维特的烦恼》新译，第二年又应邀参加德国海德堡的纪念歌德学术讨论会而第一次走出国门，这次与会使我长了一个极为重要的见识：参与国际学术交流来不得“中国式的谦虚”。翌年更以《歌德与中国》为研究课题获得洪堡博士后研究奖学金，获得在德国长时间研修的机会，并终身受到洪堡基金会的关注和扶持——我因译介研究歌德而受到的眷顾，真可谓一言难尽。苦于时间和精力，我成绩有限，愧对恩师冯至。

    所幸1990年调到四川大学，才能专心致志研究歌德。我在七八年间出版《歌德与中国》和《走近歌德》专著，完成《浮士德》《威廉·迈斯特的学习时代》《迷娘曲——歌德诗选》《亲和力》等在内的四卷本《歌德精品集》的翻译。这些连同我和刘硕良主编的14卷《歌德文集》，都在1999年歌德250年诞辰之前面世，不仅成了我文学翻译生涯超越系统译介德国作品的又一建树，也是中国百年来研究、译介歌德最具规模、最为系统也最令人瞩目的成果。

    记：你为歌德的汉译作出了巨大贡献，如何总结自己的翻译？

    杨：要创造传之久远的、能纳入本民族文学宝库的翻译文学，要创造美的翻译和美玉、美文，必须充分发挥翻译家的主观能动性和艺术创造精神。因此我赞成说文学翻译是艺术再创造；翻译家理所当然地应视为文学翻译的主体，也事实上是主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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